毛泽东88年前发出的哪个著名论断,对今天“大调研”依然具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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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8-01-26 03:04

党的十九大后,新一届市委提出上海要在新的时代坐标中坚定追求卓越的发展取向,必须按照党的十九大精神,对上海发展进行“再审视、再明确、再提升”,并决定在全市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勇当新时代排头兵、先行者”大调研活动,以一种全新的姿态拉开了上海“再出发”的帷幕。

 

以“大调研”启动“再出发”,其意义之重大,或许只有放到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大历史中,方能清晰地呈现出来,被深刻地认知和把握。

 

上世纪90年代初,俞天白先生的一部长篇小说《大上海沉没》扣动了每一个上海人的心弦,在上海市民、全国人民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从而也将“大上海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推向高潮。这次大讨论,也是上海对自身发展实际的一次再发现和再认识,并由此开始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对当时上海的境况,时任市长朱镕基同志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上海的事情,不脱层皮,是很难解决问题的”,为了破解难题,必须要“下去多做一点像样子的调查研究”。(《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第157-158页)

 

进入新时代之后,即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举国创新转型发展的大浪潮,“大上海向何处去”的问题再次凸现出来,相关讨论越来越多,逐渐汇成一股舆论潜流和民心之问。进入新时代的上海,正迎来又一个历史拐点,面临着又一次“再出发”的特殊形势和历史任务。市委谋划以“大调研”作为“再出发”的起点,让人仿佛听到了一种历史的回响。而此次大调研的成效如何,或将再次决定上海的未来。因此可以说,大调研“不容有失”,对每一个参与其中的党员干部,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是一份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一定要做“正确的”调查研究

 

众所周知,1930年5月,毛泽东主席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约一年后,1931年4月,他在《总政治部关于调查人口和土地状况的通知》中进一步提出“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毛主席认为,过去许多地方往往忽视实际事实的调查,只凭自己空想去决定工作计划,去指导下级工作,结果计划是行不通的,指导是错了的。因此,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现那些被忽视的“实际事实”,进而“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许多问题”。而要想发现“铁的事实”,只有调查研究还不行,而且还必须要做正确的待查研究,否则的话,通过做不正确的调查研究获得信息和话语权,并据此来制定政策、指导工作,就会行不通、犯错误,危害会更大。

 

因此,在一场大调研活动中,如何防止“做不正确的调查研究”就变得十分关键了。从当前看,我们必须防止出现哪些不正确的调查研究呢?大体说来,以下三类尤为值得警惕:一类是经验主义的调查研究。这类调查者往往会认为,自己作为当事人或者分管这个行当的领导这么多年了,对什么情况都了如指掌,无论开展什么样的调研,不管调研哪一类问题,都不会超出自己的“经验范围”,因此调研最多也只是“温故而知新”,不会有“意外的发现”。

 

另一类是教条主义的调查研究。这类调查者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陷入一种“既定的套路”,对自己所从事或分管的工作,无论是条条,还是块块,都有一套现成的工作套路,因而,对于超出这个套路之外的事实,宁可视而不见,装聋作哑。原因在于,在他看来,承认超出套路之外的事实,要么意味着自我否定,要么就是自寻麻烦。

 

还有一类是形式主义的调查研究。一般来说,这类调查者尚没有建立起对调查研究工作的深刻认识,也没有看清楚这一工作的重要,因此,不会给予大力注意,往往做一些“以旧翻新”的调研,把以前掌握的调研材料重新梳妆打扮一下,就算交账了。

 

再有一类是机会主义的调查研究。这类调查者往往会把调查研究当作一种“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因此,会把很多心思花在研究、揣摩领导的意图和关注点上面,偏离了调研的本意和初衷。

 

凡此四类,大概均属于“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之列,经由此类调研而获得的信息和话语权,必会贻误工作,或对工作造成很大的危害,不可不防。

 

一定要发现“铁的事实”

 

正如毛主席所说,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发现“铁的事实”,以便更具体地以“铁的事实”来解答我们现在面临的许多问题。问题在于,通过调查研究来发现“铁的事实”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

 

首先,发现“事实”不易。实事求是是我们党的基本路线,大调研就是要贯彻党的实事求是的基本路线。而真正做到“实事求是”,既要发现“事实”,把事实搞清楚,又要对“事实”加以研究,求得对事实的规律性认识。必须认识到,在这里,发现“事实”是“求是”的前提,是决定性因素。因此,大调研的一项根本任务,就是要发现当前上海发展必须要面对的那些“铁的事实”,否则的话,就不可能有“正确的大调研”。

 

然而,发现“铁的事实”又是一件其极困难的事情。一方面,搞清楚“事实”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不但要下沉到基层去看、去听、去问、去访、去谈、去体验、去感悟,从而与“事实”全方位照面、接触,进行全景式扫描,而且要对这些看到、听到、问到、访到、谈到、体验到和感悟到的“事实”,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和判断,最后获得对“事实”的正确认识。这样一个综合复杂的一步一步接近“事实”的过程,无论是对调研者的工作作风、工作经验和知识积累,还会是理论水平、政治能力和价值观念等,都是严峻的考验。

 

举例说,一段时间以来,大家在讨论上海为什么生长不出来互联网企业巨头的问题,有人认为这与上海的营商环境有关,有人认为互联网企业没有那么重要,有人认为互联网企业不符合上海的发展战略定位。再比如,对于上海的营商环境的看法,有人认为上海比较保守、自满,创新意识和闯劲不足,有人则认为上海不是保守,而是规范、法治、有契约精神,更符合建设现代经济体系的要求。又比如,对于上海的基础教育,有人认为上海中小学生拿了那么多次全球竞赛第一,一些经验甚至被欧美国家引进,舆论给予了很多褒奖,已经非常好了。同时也有人会认为,面对各种或明或暗的“择校”“择班”等问题,上海孩子太辛苦、家长太焦虑。对于这些上海的重要“事实”,大家谈论很多,却很难各去其偏,归于一是。因此,事实究竟如何?仍是疑问,那种真正能够作为决策依据的事实,仍然难以呈现。

 

其次,正视“事实”更难。近代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只有把握在思想中的现实才是真正的现实。意思是说,一个人纵然可以被一大堆事实所包围,或者,即便他就生活在由这一大堆事实所围绕的世界里,这个人却不一定能够真正认识和把握住这些事实。不仅如此,他日复一日地与这些事实相伴,反而可能让他失去对这些事实的自觉认识和思考。举例来说,一段时间以来,大家都感到我国的房价太高了,但是,“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要想真正成为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还是要经历一个比较漫长的思索和讨论的过程。其他的方面,如对市场经济、产权保护、金融乱象、企业家精神、环境污染等经济和社会事实的认识,同样需要经过艰苦的思索才能获得真切地认识和把握。

 

更为重要的是,获得和正视那种“把握在思想中的现实”,最为关键的是要能够做到始终坚持用正确的、科学的思想来把握事实。这个就更难了。譬如,我们对“GDP”形成一个真正科学的认识,只有进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发展并坚持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行动指南之后,方得以形成。这个过程是相当不容易的。

 

具体到上海看,上海究竟有哪些特色和优长?存在哪些短板和不足?城市人口究竟达到什么规模合适?干部内生动力机制如何调整和重建?如何衡量评价上海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来制度创新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上海建设卓越全球城市应该对标哪些国际最高、最好标准?基层治理创新还有哪些关系没有理顺?哪些顽症有待破解?等等。对于上海的这些重要的基本“事实”搞清楚不容易,真正做到能够正视它们,更不容易。

 

一定要深入“解剖麻雀”

 

做正确的调查研究,一定要有正确的方法。所谓正确的方法,这里讲的主要不是学术规范层面的,而是就如何把事实彻底搞清楚、弄明白而言的。

 

人们经常说,调查研究要深入基层,下沉到基层。关键是,如何深入和下沉,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深入和下沉。这不是个小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很认真地到基层去了,看了现场、做了访谈、开了会议,但并没有把事实搞清楚,这不能算作真正做到了深入和下沉。在这方面,老一辈革命家和领导人给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留下了很多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样板。

 

这些调查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蹲点”。也就是说,到一个地方开展调查研究,一定要“蹲”下来,针对一个目标,通过“解剖麻雀”,把事实弄个水落石出。1930年5月,毛泽东利用近一个月的时间,到寻乌开展蹲点调查,针对当时中国农村经济状况“解剖麻雀”,写下了《寻乌调查》和《反对本本主义》两篇论著,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历史性地影响了中国革命的道路选择和进程。三年困难时期,周恩来总理赴河北革命老区伯延人民公社,连续开展了四个昼夜的蹲点调查,对“大食堂”这个“麻雀”做了彻底的“解剖”,发现了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经济生活状况的很多“铁的事实”。同年6、7月份,陈云同志到上海青浦小蒸公社开展蹲点调查,一蹲就是15天,从农民“私养猪”、“自留地”、“多种蚕豆”等细节中明察秋毫,洞观问题,写作了《青浦农村调查》,成为深入基层解剖麻雀的典范。

 

当前上海的事情“不脱层皮”是否可以解决得好?不好说。但有一点是清楚的,相比当年,当前上海面临的发展问题可谓“高精尖”,不下一番硬功夫、苦功夫,是很难搞准、搞深、弄通、弄透的。为期一年的上海“大调研”肩负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广大党员干决不能满足于一般性地了解情况、发现问题,而是应当蹲下去、蹲得住,针对一个目标、聚焦一类问题,细致入微解剖麻雀,不辱使命。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主编: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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